周末，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父亲拄着拐杖挪过来，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嗫嚅了半天才蹦出一句：“青儿，能不能抽空把老屋收拾一下，我想回去住段时间。”看着父亲充满希冀的眼神，我心里不由得一酸。父亲年岁大了，越来越健忘了，他已记不起老家的房子几年前就已经拆了。
让父亲念念不忘的老屋是他年轻时亲手建成的，也成为除把我们姐弟四个培养出三个教师外、他很引以为傲的事情。
从我记事起，父亲便在村里教书，尽管临到退休还是民办教师身份，但在那时却是许多村里人羡慕和尊敬的文化人儿。因为除了在生产队时记工分可以享受满劳力待遇外，每月还可以领到几块钱工资，这也成为父亲炫耀的资本。但有一件事，让父亲总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那就是一家六口一直都蜗居在爷爷分家时留下的一间又矮又小的偏厦里。随着土地到户，左邻右舍都陆续盖起了新房，父亲再也耐不住了，终于狠下心决定不管咋难也要盖新房。
那时，在农村盖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仅需要备齐檩条木椽瓦片等必需材料，而且从平屋场、挖屋基、夯土墙到上屋梁、盖瓦片，每道工序都需要请人工，耗时费力又花钱。平常人家没有几个好劳力，手头上有没有三五千块钱，盖新房是根本不敢想的事儿。
可父亲是个认死理儿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儿再难也要干。为了省工钱，平屋场、挖屋基，父亲基本上没有请人，就利用早晚和周末在家的时候，带着一家人去完成的。图纸是父亲自己用木尺在作业本上随便画的，然后牵上草绳用草木灰撒上线，屋场就算丈量好了。一切都分工明确，大姐二姐负责用锄头铁锨挖屋基，三姐和我负责用竹筐把挖出来的土倒掉，父亲和母亲则负责将大大小小的石块装上牛车拉回来。毕竟是力气活，一开始我们姐弟几个倒是干得起兴，可没一会儿就吃不消了。大姐二姐的手上就磨出了血泡，我和三姐的肩膀上也压出了血印，火辣辣的疼。到了晚上回家，母亲烧上一锅热水，一会儿用热毛巾给我和三姐敷肩膀，一会儿拿针给大姐二姐挑血泡。看着姐弟几个疼的龇牙咧嘴，母亲心痛的直掉眼泪，嘴里不停地怨叨着父亲。父亲也好不到哪儿去，平时没干过啥农活的手上也磨出了血泡，他一边自己就着灯光挑着血泡，一边呵呵笑着给我们打气。好在几个舅舅、姑父住得近，瞅着闲空也主动过来帮忙。这样干了差不多两三个月，屋场总算平好了，用来填屋基的石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在农村盖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子，至少需要几百根木料。除了掏钱买了一少部分、住在山里的舅家门送了些外，大多木料是父母从自家承包的山林里砍回来的。为不耽误到学校教书，每天天蒙蒙亮，父亲便和母亲带着锯子、砍刀出门了。等我们姐弟几个吃完早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从山上把砍好的木料抬回来了。砍木料是个重体力活，也比较危险。每次父母回来，头上总是乱蓬蓬的沾满了木屑树叶，胳膊腿上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印，衣服早就被露水和汗水浸透了，紧紧贴在身上。等把肩上的木料甩在道场上，父母早就累得大口喘着气，身子也微微发颤了。这时候，父亲也顾不上斯文，和母亲一样一屁股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端着水瓢咕咚咕咚喝上一气。等稍微缓过劲来，父亲随便就着锅台喝几口玉米糊糊，然后收拾收拾上学去了。
老家多黏土，是制瓦的好坯料。附近的窑厂里本来有现成的青瓦出售，可父亲为了省钱，再则认为盖新房很好用新烧制的瓦，于是缠着窑厂的负责人好说歹说，负责人终于同意让我们自制瓦坯请窑厂代烧。回到家，父亲特意请来做瓦的老师傅帮忙选好取土处，然后带着一家人肩挑车拉，从一里多外将黏土运回家门前的道场里。瓦坯对黏土的要求甚高，土里不能掺杂任何石子或其他杂质。每次运回黏土，都要仔细将土里石子或杂质捡出来扔掉。待到黏土堆得差不多了，再用锄头将土堆扒成一个圆圆的平台，平台周边留出蓄水的边沿，就可以和泥了。和泥的日子定在周末，那天父亲依旧起个大早，和母亲将圈里的黄牛牵来。尽管母亲不忍心，想让我们姐弟们多睡一会儿，但我们也都早早起床帮忙担水。等水倒的差不多了，父亲便挽起裤腿牵着牛走上土堆开始踩泥，母亲则在土堆四周不停地用锄头撩起碎土堵漏水的豁口。一开始，父亲看起来还很轻松，边踏边不时弯腰从泥里摸出小石子抛掉。随着泥越来越粘，父亲显得渐渐吃力起来，每一步重重踏进泥里，要使出很大的力气才“扑哧”一声拔出腿来。看着父亲踏泥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母亲和我们也一起上前帮忙。深秋的早上很凉，刚一踏进泥里，腿脚顿时冰的让人打个寒噤。而此时再瞧父亲，喘着粗气，头顶腾起一层雾气，每根头发上都挑着亮晶晶的水珠，随着父亲身子起伏，水珠顺着额头、脸颊不停地滚落下来。等瓦匠赶到，一大堆黄泥已经踏好，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父亲顾不上洗去满腿的泥浆和溅在身上脸上的泥点，望着满院金灿灿的黄泥咧着嘴憨笑。
制瓦的过程看起来既简单又好玩。只见瓦工师傅将木质的瓦模放进水桶里浸湿，然后拿着瓦刀剜起一团黄泥，左手将瓦模放在旋盘上飞速的旋转，右手用瓦刀将黄泥不停地往瓦模外壁上涂拍。等整个瓦坯涂拍均匀光滑了，再用缠有铁丝的木棍贴着瓦模轻轻一转，瓦坯的上下沿便切割得整整齐齐。师傅将制好的瓦坯轻轻放在早已铺上细沙的平地上，用手将瓦模的手柄轻轻一拧，瓦坯便稳稳地立在地上。制好的瓦坯在太阳地下暴晒个十余天就干透了，这时用手轻轻一拍，瓦坯就应声裂成四瓣瓦片。拍瓦片是我很爱干的活儿，瓦片碎裂时的脆响带来的情趣让我乐在其中。尽管有的瓦坯较厚，往往把手拍的通红才能拍开，但我仍旧乐此不疲 。即使有时不慎把瓦片拍碎了，母亲也只是在旁边笑着嗔怪两句了事。
等泥瓦片全部干透，已是冬季了。父亲带着一家人将瓦片运到窑厂，请窑工一层层码在窑洞里。窑厂一旁的空地上早已堆着大大小小几十捆干柴，那是父亲和母亲从山上砍来的。等瓦片堆放完毕，窑工用木叉架起一捆干柴塞进窑洞口，烧窑开始了。随着窑厂大师傅一声令下，窑工将火把丢进窑洞，火苗轰的一声燃了起来。父亲抿着嘴唇，紧盯着窑洞里通红的火光，黑红的脸上泛起一层兴奋的光彩。瓦在烧制的过程中不能断火，否则一窑瓦就全部报废了。到了夜里，窑工也熬不住了，交待几句便去睡了。父亲和母亲只能轮流值班，一边往窑洞里塞柴火，一边用长把的勾锄将柴火灰刨出洞口。一夜下来，两个人的眼睛熬得通红，脸上黑黢黢的落满了煤灰，汗水在脸上流下一缕缕痕迹，嘴唇也被烟火熏烤的干裂脱皮了。一窑瓦一般需要大火烧上两三天，待到很上面一层瓦片变得通红透亮，便可以不再添柴火了。这时，窑工便用湿泥封住窑洞和出火口，利用余烬继续烧制几天。等窑洞内温度慢慢冷却，扒去封泥，瓦片已全部变成青灰色，这时就可以出窑了。
一晃春节到了，忙乎了大半年，所有盖房的材料也终于备齐了。父亲决定，等春节一过就动土盖房。一是因为蔬菜肉类还有许多可以待客，二是还未到农忙时节容易请工。动工那天，父亲把过年都舍不得放的几挂满地红鞭炮拿出来，铺在屋场上。随着鞭炮燃放，炸碎的纸屑溅了一地，红彤彤的煞是喜庆。父亲高兴的像个小孩似的，从不吸烟的他忙不迭的给人发烟，然后自己也破天荒的点上一支，学着别人的样子美滋滋的咂上一口，没想到呛咳得眼泪哗哗。在众人的哄笑中，父亲边擦眼泪边跟着一起讪笑着。
屋基很快填砌好了。帮工的挑来一筐筐黄土，倒进木质的墙板里。墙板两边各站着一人，举着木槌，嗨哟嗨哟喊着号子，轮番夯着仓里的黄土。随着墙面渐渐抬升，黄土已无法挑上墙去，人站在几十公分宽的墙面上也不太安全了。于是，在墙面上除了夯土的，另留下两个人负责用绳子将筐里的土提上去倒掉，其余的人只负责将土挑到墙根下即可。尽管那时工钱不是很高，但每天都要为夯墙挑土的师傅准备好饭菜。中午吃饭时，下面挑土的可以坐在桌上喝几杯就解解乏，留在墙面上的则将饭菜盛好放进篮子里，用绳子提上去吃。等饭吃完，喝上两口水，吸上两支烟，便又接着干活。为了省工，父亲每天一放学，便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匆匆赶回家帮忙担土，给师傅们递茶送水。母亲除了做饭，更是一天到晚忙乎着。那时农村民风淳朴，像盖房这样的大事，除了动土，过门梁、封山墙、架屋梁的时候，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会前来道贺。但这与今天请客送礼之风泛滥绝对是两个概念，谁也不需要为礼钱发愁，但也绝不空手。这家送几个南瓜，那家送几斤土豆，你送点米面，他送点烤酒，都是自家产的，连同主人自家准备的一起，满满摆上几席酒菜，大家围着热热闹闹的喝上几杯庆贺酒。宴席过后，送来的蔬菜粮食往往够吃上十来天。老家人都称这种习俗为“送菜”。或许缘于盖房子周期长，主人家每天都需要为师傅们准备饭菜，时间长了难免会少粮断菜，人们以这种方式变相的帮主人缓解一下困境，以尽乡亲之谊。
墙筑的很快，不到两个月，整个土墙便全部筑成了。等到檩条架好，木椽钉牢，就只剩下很后一个步骤—苫瓦了。苫瓦是个技巧活，苫不好的话，时间长了瓦片会溜，屋里就会漏雨。所以一般都由上了年纪的男人上房，年轻人则排成一队站在梯子上将瓦片一摞摞送上房。也有胆大一点儿的，一个坐在房檐边上，一个站在地上，相互吆喝一声，地上的人便像玩杂耍似的将手中的一摞瓦片向上一抛，房上的人则伸手稳稳接着放在身边，不一会儿木椽上便堆满了瓦片。如此传瓦的速度相对快了许多，但需要娴熟的技巧，不仅出手的时机、抛出的高度都要拿捏的准，两个人的配合也需十分默契才行。
等到很后一片瓦苫好，三间瓦房盖成了。终于搬进了新家，我们一家人比过年还要高兴。父亲更是激动不已，在搬家那天的喜宴上，父亲顾不上吃菜，端着酒杯不停地挨桌敬酒。不管客人喝不喝，父亲都是一仰脖一口喝干为敬。等宴席结束，母亲送完客人进门，父亲早就酩酊大醉的趴在桌上，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盖房……不算个事儿，将来我还要盖……三间砖房，……楼房……”
随着时光流逝，我慢慢长大，到外地上学，再到后来参加工作，娶妻生女，回家的次数也也越来越少了。每次带着妻女回家，父母都不例外的站在道场边上，像迎接贵宾一样将我们迎进家门。只不过父母越来越老了，新房也变成老屋了，墙面被岁月侵蚀的斑驳脱落了，墙上也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缝，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束，里面漂浮着大大小小的灰尘，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尽情地舞蹈。
听人说，退休后的父亲总喜欢找村里上了岁数的人打扑克、侃大山。尽管老屋早已不再成为他与别人闲聊的话题，但一提起我来，他总是满脸骄傲：“我儿子儿媳都在镇上教书呢，住的是楼房呢。”其实那时我和妻子还在小学教书，住着学校的两小间平房。等到后来我们调入中学，住进了学校建的三室一厅的楼房，正打算把两位老人接去住些时日，母亲却不幸病逝了。母亲的故去对父亲打击很大，挺喜欢串门的他不大爱出门了，经常一个人待在老屋里，连饭菜也无心去做，经常做一顿吃几餐，甚至有时就着剩菜喝几盅就算是一餐饭。看着父亲越来越消瘦落寞，我和妻子多次劝他搬到我的单位去住，但父亲总是执拗着不肯，推说住楼房不习惯，在老家觉着亲热。其实，我们都明白，父亲是舍不得离开他朝夕相伴了几十年的老屋，更舍不得远离逝去的母亲。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动工，老家的房子也不得不面临被拆的结局。在我和姐姐们的一再劝说下，父亲终于勉强点头答应搬去与我们同住。搬家那天，父亲一如当年建房时那样，一大早就起床了。尽管前两三天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用不着的农具家什也早送给亲戚或邻居了，但父亲仍然把每个房门打开，一遍一遍的清点着，生怕漏掉了啥。快要动身了，父亲沉默着，用他那粗糙瘦削的手久久摩挲着斑驳的门框、墙面。车子开动了，父亲扭着头，专注地盯着远去的老屋，嘴角微微抽搐着，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花，直到老屋越来越小，变成小黑点，很终消失在视线里。
此后，父亲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虽然有时念叨着要我带他回去看看，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到底未能遂了他的心愿。再到后来我在县城里买了房，把父亲接进了城里。尽管生活越来越好，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宽敞，但父亲却越来越落寞，很少再看到他爽朗开心的样子了。
许是离老家路途远，亦或是怕给我添麻烦的缘故吧，自父亲进城后，就再未提及过回老家的事儿了。近几年，父亲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慢慢开始有些糊涂起来，许多事都已记不清了。没想到，这次父亲居然又提出了回家的话题。看着父亲怯怯的神情，我终于明白，这话压在父亲心头多年，从未忘却过。因为父亲的根在老家，在他相依相伴了半生的老屋。我暗暗下定决心，哪怕老屋早已不再，今年也要抽时间带父亲回老家看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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