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带走了旱烟袋,它跟岁月一并沉没在过往里。但它于我却是一个动词,鲜活在童年的记忆里。它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让我触摸到了曾经的真实。
一条东西走向的汾河,在它的臂弯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瓦房,南面连缀成片的是我的家乡洪相村,炊烟升起的地方住着我的乡亲。70年代的农村,庄稼人的生活像那个年代一样清瘦,庄稼人的日子就像盐碱地里的庄稼耷拉着脑袋。旱烟袋在他们清汤寡水般的日子里,无疑是他们精神生活里的一根旗杆,高高地立在很显眼的地方。
旱烟袋几乎成了家乡庄稼汉子的标志:领口里、腰带上、头上箍着的白羊肚头巾上随处可见。我是深知旱烟袋对家乡庄稼汉子的意义的,就如庄稼没有了水分,村子的早晨没有了公鸡的打鸣,农妇烧开一锅水没米下锅。那是没抓没挖的挠心,不比在毒花花的日头里捂出一身痱子消停。
铜制的烟锅、木质的烟杆、玉质的烟嘴,挂在烟杆和烟嘴之间摇来摆去的烟荷包。旱烟袋的构造就像庄稼汉子的身板一样结实,粗糙,略带笨拙,但在他们厚实的手上变魔术般地蒸腾起一圈圈的烟雾,层层叠叠的烟雾缠绕了他们的身,醉了他们的心。庄户人家的日头便在一圈圈的烟雾里升起落下,庄稼汉子的日子便在吧嗒吧嗒的声音里走远走近。
说起抽烟的姿势,我便想到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的谜语: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提防。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说的就是用旱烟袋抽烟。对宝玉手把烟杆、着火点烟的提醒,对庄稼汉子来说是轻车熟路。烟锅在烟荷包里舀几下,手隔着烟包按几下就能瓷实,他们心里明镜似的。就连几口吸完一锅烟,几天吸尽一袋烟,他们都用经验测出了精确的数字。宝玉此时的提醒于他们就像他们平时常形容多余的那句话“去介休绕平遥”,也近似于画蛇添足。
家乡乡下是吃两顿饭的。傍晚,夕阳的余晖照在我家门前石碾旁的那堆土疙瘩上,把蹲在地上抽旱烟的汉子沐浴成一尊尊石像。庄稼人会用感觉丈量日头,几乎是在同时,从街门里走出手端海碗的庄稼汉子,或光着膀子,或穿着对襟汗衫,蹲在地上,一边聊天一边三下五除二就把一海碗饭下肚,把海碗往脚边一撂,就从腰间摸出旱烟袋、或从领口里拽出旱烟袋,划着洋火(家乡人管火柴叫洋火),在火苗扑向烟锅的那一瞬间,猛吸一口,远比吸纸烟费劲得多,大概因了长长的烟杆的缘故。其他人就凑过头来借火,在当时,火柴金贵的很,庄稼人是不会浪费一根的,能省则省,这是庄稼人被贫穷压迫久了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遇到忘记带烟的,就会操着高高的嗓门吼自家的婆姨或孩子,屋里拿烟去。男权在一个家庭就是繁殖很旺盛的细菌,是不容置否的。直到烟在嘴里吧嗒上为止。于是,男人、女人、孩子的四周升起了袅袅烟雾,唠嗑声、谈笑声、吧嗒声在一片夕阳里荡漾开来。
垄间地头、树下河边,庄稼汉子在田野里永远是一幅不可或缺的风景:手把烟杆的姿势、嘴含烟嘴的神态、在砖块或石头上敲烟锅的动作。累了,吼上两嗓子、来上几句山西梆子。他们永远是田野里流动的色彩,少了他们,田野是会瘦的,庄稼是会寂寞的。
红薯、山药蛋起回来时,庄稼人就迎来了他们的冬天。身板子清闲下来了,心也就清闲下来。终于可以围着柴火、坐在炕上不用看着日头抽旱烟,这种悠闲一年才轮上这么几天。就见庄稼汉子揣着旱烟袋窜门,一般去的都是同年把岁的兄弟家,一进门,脱鞋。上炕。拿出烟就吧嗒上了,当一片片烟雾蒸腾起来时,不太暖和的屋里就蔓延开来一片温情。那种邻里之间的亲,只能在往前的岁月里找,往后的岁月里是很难再找到的。
醉了他们的是旱烟,醉了我的是他们醉了的神态。我常常依偎在暖炕头的墙角里,静静地看他们静静地醉了的样子,在煤油灯的幽幽灯光下,看那在不太明亮的光里从烟杆和烟嘴垂下来的烟荷包,便在心里估摸这,那密密的针脚里,那不太精致的绣工里,藏着女人多少的心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院子里的枣树高大而繁茂,盘曲缠绵的枝条几乎遮住了我家的麻纸窗户。爷爷就坐在树的影子里抽旱烟。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撒下来,斑斑驳驳、闪闪烁烁,在爷爷的白羊肚头巾、对襟衬衫、大裆裤、方口鞋上跳来蹦去。爷爷常常在一片烟雾里走神,眼睛常常端详着烟荷包,眼神里流露出北方汉子少有的温情,末了,用手抚摸着那些抚摸了无数次的绣工,我知道,爷爷想奶奶了,一想想了二十多年。难怪爷爷喜欢旱烟袋,任姑姑怎么说都不肯替换那个有些年头已磨损了的烟荷包。烟荷包对爷爷的意义,不仅仅是工具,那里有奶奶的体香,有爷爷用二十年时间去回忆的幸福时光。
在漆漆的夜里,蜗在墙角旮旯里的老鼠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活动,在地上耍闹,四周一片寂静,连空气都睡着了,爷爷却没有觉,爷爷的觉都给思念掳去了。没了觉的爷爷,在一阵翻过来折过去的折腾后,摸出枕边的旱烟袋,把一床棉被搭身上,瞄着要,勾着背,在吧嗒声中燃烧着他的孤独,月光透过窗户纸撒在屋子里,爷爷就像秋天田野里割剩的一株红高粱,杵在冷冷的月光下,夜却不动声色。
爷爷拉长了一袋烟的时间,爷爷的夜晚就是在这拉长的旱烟里熬磨着。
岁月辗转中老了的是爷爷,不老的是爷爷对奶奶的思念。在五姑六姑相继出嫁后,爷爷对奶奶的思念就跟夏天的日头一样浓烈。少言寡语的爷爷在一袋又一袋的旱烟中,一圈又一圈的烟雾中释放着他的孤独。只有烟懂他。爷爷的心里爬了满满的寂寞,心就开始绞痛,当痛再也不能用药减缓的时候,爷爷就猛抽烟,直到再也抽不动了。村里的人说爷爷都是给烟呛死的。但我知道,不是。
爷爷走了,带着他的旱烟袋去找奶奶了。爷爷入殓了,躺在棺木里,再也抽不动烟了,爹把旱烟袋放在爷爷的枕边,它跟爷爷一样躺着,不动神色,以一个物的形式躺着,就这么一直躺着,再也没有醒来。
爷爷去了,从此,村子里很少看到箍白羊肚头巾、穿对襟袄、大裆裤的庄稼汉子了,很少看到旱烟袋了。
到现在,家乡再也看不到旱烟袋了,也很难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庄稼汉子了。其实,在纸烟普及带村里时,旱烟袋就逐渐退出了家乡舞台。只是我不明白:难道一个事物的出现就必须用一个事物的消失作为代价吗?
处在城市边缘化的家乡村子,如果没有了零零星星随意散落的瓦房,没有了田野五彩缤纷的繁华,没有了间苗除草、割麦扬场的庄稼汉子,还能叫村庄吗?当村庄失去了它的领先的特点时,“村庄”就真正是一个躺在字典里的词语,再没有一处活生生的土地用来对它做形象的诠释了。
当我站在现代里,以无限怀念的目光审视这段岁月时,无比清晰的是爷爷、庄稼汉子、旱烟袋,以及醉了彼此的神态。只是他、他们、它一并与日月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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